吹口琴的日子(散文)

      我的“音乐细胞”是在文革时期的童年培养起来的。那时候看戏要看“样板戏”，唱歌要唱“东方红”。大概越是文化贫瘠，越能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在这种氛围里，口琴进入了我的生活。

    在那“革命”无孔不入，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年代，吹口琴似乎有点“城市生活”的味道，是一件很时髦的事。在我们矿山的单身职工宿舍、在荒漠的山岭上、在汶河边的树林里，当夕阳西下、月上柳梢的时候，那优美的口琴声伴随晚风悠悠传来，无异于天籁之音。吹口琴的多是矿上的青年工人，他们或是想家了、或是失恋了、或是正渴望爱情，琴声寄托着他们的情思。从那轻松优美的旋律中，人们分辨出那是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或是《敖包相会》，或是《草原之夜》，这在当时可都是“黄色歌曲”呵！枯燥乏味的矿山生活因了这琴声而增添了些许温馨浪漫的色彩。

    学口琴并不难。那会儿收音机每天都有口琴讲座，教人们吹奏《东方红》、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等曲目，这种曲子简便易学，属于“小儿科”，学会了也没啥了不起。真正的“高手”必须会吹奏《北京喜讯到边寨》、《我是一个兵》等节奏明快、激越的曲子，那样人们才会对你刮目相看。那时每个单位都有文艺宣传队，吹口琴的“高手”自然成了队员。在联欢会上，扎着两条小辫子的报幕员一甩一甩走到台前，丁字步站定，用蹩脚的普通话报道：“下一个节目，口琴独奏，表演者……。在稀稀落落的掌声里，“表演者”出场了，“表演者”大都留着小分头，前额的头发略长，耷拉下来能盖住眼睛，那头发似乎是专为演出留的，会伴随着节奏上下甩动波浪起伏，潇洒得不得了。用现在的话说，真是酷毙了！

    口琴虽然比较便宜（只有两元多），但也不能轻易拥有。我那时正读小学，做梦都想拥有一只口琴，但家里没有“闲钱”供我奢侈。因此我非常羡慕那些有口琴的人，没事我喜欢到野外闲逛，在那里能欣赏到那些口琴爱好者的表演；逛商店我喜欢到乐器柜台看看，在那玻璃柜台里，我梦想的口琴与笛子、竹板们躺在一起，默默等待着未来的主人。后来我家终于有了口琴，那是刚参加工作的哥哥买的。那虽是一只最低档次的“单音口琴”，却让我激动得不得了。哥哥学口琴无师自通，没见他跟谁学就会了。他经常拿一本名叫《战地新歌》的歌曲集来吹奏，那上面荟萃了当时“流行”的“革命歌曲”。最令我钦佩的是，哥哥还会吹电影插曲，电影院刚放完一部新电影，哥哥就会吹奏里面的插曲。朝鲜电影音乐旋律优美，在当时最受欢迎，哥哥常吹的曲子有《护士之歌》、《卖花姑娘》等。

    哥哥对我说，口琴直接接触口腔，吹口琴一是要先刷牙，二是不要把口琴借给别人玩，那样不卫生。哥哥每次吹奏完，都要用温水将口琴涮一涮，然后用一块绸布将口琴包好，装入琴盒。后来我也学会了吹口琴，那只口琴就传给了我。那时在学校里会吹口琴的同学可谓凤毛麟角，有了口琴是很值得炫耀一番的。有一天，有个叫孙四新的同学想借我的口琴玩，我心不情愿，就委婉的向他传达了哥哥关于吹口琴的常识。四新家里很穷，父亲工亡，母亲靠干临时工抚养着他和妹妹。他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红着脸说，我一定刷牙。话说到这份儿上，我只好“忍痛”将口琴借给他，并规定了三天期。三天后，当四新意犹未尽的将口琴还我时，我注意到那家伙的牙齿依旧像玉米粒一般黄，一张嘴还带着浓浓的大葱味儿，我不好说什么，只好将口琴大卸八块，认真清洗一遍。以后每当四新借口琴再还回来，我都要这样进行“消毒”。后来我又有了一只最时髦的“双音口琴”，就喜新厌旧，干脆将那只单音口琴送给了四新，四新当时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。从此我俩的“口琴二重奏”在学校小有名气，我主奏，他协奏，我们演奏的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插曲一直是班里的保留节目。1980年，当我成为一名勘探工人，经常住在山村，当时很多农村还没有电，口琴便帮我消磨着一个个寂寥的夜晚 。我永远忘不了当我吹口琴时，趴在窗台上那些农村孩子羡慕的目光。

    后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，随着电视走进生活，随着我有了自己的家和孩子，随着我还要不断读书不断考试不断晋升，我仿佛永远失去了吹口琴的时间，我仿佛从来就没有过这种爱好。我发现吹口琴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商店里已经不再卖口琴了。口琴真的退出了我们的生活么？

我怀念那些吹口琴的日子。

（原载《齐鲁晚报》《阳光》等）